1961年8月8日，北京护国寺梅宅，四岁的范梅强还不知道，那个总把他抱在膝头的老人，已经因心脏病离开了人世。梅兰芳去世时67岁，孩子只记住了大人们忽然忙乱起来，却还不明白“去世”意味着什么。
范梅强两岁起便住进梅家大院。那时的院落，既是家庭住所，也是梅兰芳生活、排练和接待宾客的地方。孩子们都叫梅兰芳“爷爷”，叫福芝芳“奶奶”，范梅强也一直沿用这个称呼，没有改口叫“外公”。
他的童年记忆很具体。梅兰芳书房里的展示柜，摆着从各地带回的纪念品。范梅强常趁大人不注意，取出一件小物件，爬到爷爷怀里摆弄。梅兰芳从不斥责，只是任由孩子折腾。
有一次，范梅强见梅兰芳吃药，便认真问：“爷爷，你生病了吗？”梅兰芳没有解释，只笑着回答：“这是好吃的。”一句玩笑，成了孩子对长辈最早的印象。
另一次，后台演出时，范梅强差点爬上台。台下观众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逗笑，梅兰芳也没有当众发火。对范梅强来说，爷爷不是高高在上的名角，而是一位脾气温和的老人。
梅兰芳离世后，范梅强仍住在梅宅，常听老秘书许姬传讲述往事。许姬传讲得最多的，并不是舞台上的掌声，而是梅兰芳在民族危难面前怎样守住原则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方面多次要求梅兰芳登台演出。梅兰芳返回上海后，为拒绝为日方演出，曾蓄须明志，长期不再登台。蓄须对于一位以旦角著称的演员而言，几乎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艺术身份。
后来，汪伪方面又施压逼迫他赴日演出。梅兰芳请医生为自己注射伤寒疫苗，制造高烧患病的假象。许姬传回忆，梅兰芳当时说过：“不给日本人演出，哪怕死也毫无怨言。”这件事风险极大，绝不是一句姿态便能带过。
这些故事在范梅强心里留下的，不只是对外祖父的敬重，更是对“德先于艺”的理解。一个演员可以没有舞台，但不能没有立场；名声可以建立在技艺之上，真正支撑它的，却是做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梅兰芳继续从事戏曲工作。抗美援朝时期，他曾捐资购置飞机支援前线；国家经济困难时，又主动降低个人收入。到1959年，他领取文艺一级演员工资，每月336元。对曾经收入很高的名家而言，这种选择并非没有代价。
福芝芳对梅派传承也有自己的忧虑。梅兰芳的子女中，梅葆玖继承父亲衣钵，专工旦角；女儿梅葆玥也学京剧，却走了老生一路。福芝芳曾感叹，梅家后辈未必都具备梅兰芳那样的天分。她甚至谈到孟小冬时，也更多想到艺术传承，而非私人恩怨。
范梅强后来走上戏曲道路，过程并不顺利。特殊年代里，梅家人离开梅宅，公开演出受到限制，男演员不能唱旦角，女演员不能唱生角。梅葆玖一度改唱须生，梅葆玥则唱老旦，家传所长被迫搁置。
范梅强直到高中阶段才正式接触戏曲，基本功自然比不上从小练功的同行。高考时，他提出报考戏曲专业，母亲梅葆玥反而劝道：“别去丢人。”这不是轻视，而是担心儿子准备不足，承受不了考试和舞台的检验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在中国戏曲学院初试中凭一段老戏顺利通过。复试前，梅葆玥抓紧时间为他补课，梅葆玖也给予指导。四年学习，让这个起步较晚的年轻人逐渐找到门道。
毕业分配时，范梅强没有成为登台主演，而是进入中央电视台从事戏曲导演工作。梅葆玥一度不赞成：“你是学唱戏的，怎么去做导演？”范梅强回答：“站在台上能影响一部分人，做导演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戏曲。”这句话，最终说服了母亲。
后来他赴日本学习，1998年学成后谢绝挽留回国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筹建发展期间，他继续从事导演、制片与戏曲传播工作。对他而言，离开舞台不等于离开戏曲，只是换了一种守护方式。
范梅强也是梅兰芳孙辈中唯一真正进入戏曲行业的人。梅家第四代中，梅玮攻读戏曲学并参与梅兰芳艺术研究，多少接续了这条线索。但梅葆玖去世后，梅家已没有继续传承梅派男旦的后辈，这成了范梅强始终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他反复记得母亲教给自己的八个字：“国重于家，德先于艺。”这句话不只要求后人保留一门唱腔，也要求他们在名利面前守住分寸。范梅强谈起梅家家风时说：“不能给梅家丢人。”在梅宅长辈的言传身教里，艺术传承与做人规矩，从来不是两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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